莱奥波尔多·马勒

阿根廷人,生于1937年

致敬

1974

改造打字机

莱奥波尔多·马勒目前是多米尼加共和国帕森斯设计学院的负责人,他喜欢概念化的作品,有意地避免和展示传统的艺术技巧。他的作品是一种象征,这种象征能够激发观众“沉思的创造性力量”;人们可以自由地运用自己的生活体验来理解他的作品。

然而,对马勒本人来说,《致敬》有很大的个人意义。他的叔叔是一名著名的阿根廷记者,因其政治文章的煽动性内容而被杀。那台安德伍德的旧打字机现在用火焰代替文字,这与马勒的叔叔在他让人肃然起敬的职业生涯中所使用的打字机风格是一致的。

之所以有这件作品,是因为当时我比较关注短暂性的艺术:表演、编舞、偶然艺术等。我想要用某种方法来构建半永久性(雕塑)、半短暂性的作品(表演)。所以,我会回到水与火来创作一件固态的作品。我叔叔大卫·克雷斯伯德当时是阿根廷一家主要报纸的编辑,也是美国国际新闻协会的主席,他在众目睽睽之下被警察带走(显然是为了让他尽快死去),最终被逮捕者处死,在那时候,我脑海中就浮现出了这些想法。正是在他的葬礼上,我瞥了一眼他的打字机,并看到了这样的景象:那不是打印纸,而是一团火焰。不久之后,我应邀参加了伦敦当代艺术学院举办的首届拉丁美洲艺术展。所以我准备了一台和我叔叔的打字机类似的打字机,用烤箱的滚筒代替了打印机的滚筒。这件作品迅速引起了公众的关注,来自伦敦时报的文学评论家让他视觉艺术的同事带他去看这件作品。

至于我的叔叔,他是一个非常注重隐私的人,有着令人难以置信的倾听能力。在十几岁的时候,他说服了他的父亲同意他被从小就供职的报社派去报道西班牙内战,当时他正在为共和党而战。回国后,他成为了一名律师,同时继续他的记者生涯。在庇隆的第一届政府期间,也就是50年代,报社的所有者不得不逃离这个国家,而我叔叔继续持有这家公司的股权,并拥有这个报社。因为庇隆主义者非常反对这家杂志 - 因为这本杂志是反对庇隆执政的,他们威胁我叔叔要杀了他的家人。我们曾经帮助他逃往乌拉圭。当庇隆被推翻后,他以胜利者的姿态回到了本国,人们推选他当报社的领导。1972年庇隆主义者卷土重来,我劝他离开这个国家,但他以为那时情况已经不一样了。但是在庇隆主义内部有一个非常危险的极端主义恐怖分子帮派,他们绑架并杀害人质。有一天早上,我叔叔被他们绑架了,当警察接近他的藏身之处时,一名年轻女子(“人文”专业的学生)朝他的头部开了三枪。匪夷所思的是,他们都逃走了。后来发现,该团伙的一名成员是当时警察局长的儿子。目前,我的堂兄劳尔•克雷斯伯德,也就是我叔叔的儿子,现任一家名为El Dia的报纸的主编。

Marta Traba是拉丁美洲最重要的艺术批评家和理论家,她在去世前写道,我的打字机是拉丁美洲艺术的终极象征。
- 莱奥波尔多·马勒,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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